中国1/6耕地重金属污染 修复资金需6万亿元

量耕地早已遭受重金属污染。 　　关于耕地重金属污染的消息近年来不绝于耳。长期关注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中国土壤学会副理事长张维理就曾表示，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呈日趋加剧的态势，防治形势十分严峻。 　　据媒体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2011年10月份曾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环保部文件显示，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发现，有3 .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国土资源部统计表明，目前全国耕种土地面积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属污染。 　　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影响严重，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科学院资源与区划所研究员陈世宝博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重金属污染耕地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耕地质量下降，导致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下降，出口受限，同时对人体健康带来潜在危害。 　　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现在我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曾做出如此断言。他表示，不仅污染加重，而且还在转移扩散。 　　修复资金需求超数万亿元 　　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提出：“要尽快采取措施，对现有受污染的耕地进行修复处理。” 　　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修复显得更加困难。农业部农产品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专家组成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苏德纯表示，不仅土壤污染危害严重，并且与一些有机污染物不同，土壤中的重金属无法降解，与土壤分离难度非常大，修复非常困难。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也曾表示，即使是轻度污染的地方，要除掉土壤中的重金属最快也要三到五年。 　　“理论上说，重金属污染土壤是可以被修复的，但完全恢复其生态功能很难。”陈世宝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世界各国针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提出的修复措施有很多种，污染土壤修复主要包括两大原理：遏制(in-aiturem ediation)与去除(rem ove，ex-situ)，基于上述两大原理，污染土壤修复主要有隔离包埋、固化稳定、热冶分离、化学稳定、电动修复、客土和翻土、土壤淋洗及生物修复等(包括植物修复)，但每种措施都存在一定的应用局限性，并存在或多或少的其他问题，其中有些甚至是难以克服的技术难点。“重金属一旦进入土壤，再进行修复非常困难，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费。”陈世宝说。 　　以上世纪70年代日本富山县土壤修复为例，一共863公顷(12945亩)农田，总共投入3.4亿美元，花费了33年时间进行客土法修复完成，平均每亩修复费用近18万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于大米的镉限量标准为0.4m g/kg，而我国镉米限量值仅为0.2m g/kg，健康风险控制是要严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大米中镉限量标准严，意味着土壤中镉的质量标准也相应地严格。陈世宝表示，以日本镉污染土壤修复案例来说，如果按照我国大米镉标准，那么修复成本和时间将更加巨大，修复措施也更加困难。 　　专家表示，相对来说，在土壤修复过程中，客土法成本更昂贵。但据业内人士透露，即使采取较便宜的办法如植物修复法修复土壤，每亩的修复成本也达到两万元，还需连续种植数年，总投入数额惊人。如果按照每亩地修复成本两万元、以罗锡文所称全国3亿亩耕地重金属污染计算，总体算下来，我国耕地修复总体所需资金将达6万亿元。 　　当务之急是控制源头污染 　　在专家看来，目前很难预估我国耕地修复需要多少时间和投入。陈世宝认为，具体污染土壤修复需要多长时间，要结合污染程度、污染元素种类、污染面积、采取何种修复措施，另外，还要根据所制定的修复目标，不能一概而论。 　　记者了解到，2006年，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组织了一项耗资10亿、为期3年的全国性土壤污染调查，但迄今为止调查结果始终未向公众公布。 　　“现在我们有太多的未知。”苏德纯表示，首先，我国耕地受重金属污染的程度、污染元素种类、污染面积均是未知；其次，我们的修复目标到底如何？怎样才算修复好？是达到国家规定的土壤二级标准？还是说仅仅达到农作物的重金属限量值？ 　　有专家表示，由于土壤污染底数不清，导致污染原因、种类、范围和程度也成为盲点，防治措施也相应缺乏针对性。 　　“技术上问题不大，但修复资金肯定是一笔巨资，这笔钱由谁出，也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据悉，根据《全国土壤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用于全国污染土壤修复的中央财政资金将达300亿元，包括受污染农田、城市“棕色地块”及工矿区污染场地“这点钱，来修复重金属污染的耕地，塞牙缝都不够！”一位业内人士说道。 　　针对耕地污染的修复，苏德纯建议，根据现有耕地污染情况，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并根据不同的情况，调整耕种制度和耕种结构，“当前的状况，只能是边修复边生产。”陈能场则认为，推动被污染农田土壤修复，当前急需完善我国土壤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业内专家们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控制源头污染。“在重金属污染防治中，须源头控制过程阻断末端治理相结合，其中，源头控制是关键。千万要防止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之路。这也是目前我国所提倡的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世宝说。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花世华出席苏州花样年·喜年广场奠基仪式

北方集团召开2013年第一次管理工作会议

北海红树林项目部组织观看集团公司企业宣传片

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花世华视察桂林项目部

北方集团召开2013年第一次管理工作会议

6-8月中联重科展开起重机保养全国巡展

盖到客户日常保养习惯方面。正如中联重科工程起重机公司营销系统中南区域管理公司总经理张开明在致辞中所言，“保养和维修在整个设备使用及管理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目前，客户在实际使用设备的过程中，往往是重使用、重维修，而轻保养，甚至‘以修代养’。损耗与补充、疲劳与恢复、‘养兵’与‘用兵’存在着难以处理的矛盾。” 　　6月6日，记者跟随客户一同前往其腹地，感受其“五星级服务能力”。参观中，记者了解到，湖南营销保障中心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注资成立，主要负责中联重科旗下的工程起重机产品（包括汽车起重机、全地面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等）在湖南省的主机及零配件销售、二手车销售、售后服务、主机维修、租赁等经营业务。其目前拥有售后及维修工程师50人，其中五星级服务工程师1名，四星级工程师5名，三星级工程师10名。 　　此外，湖南营销保障中心修理厂车间占地面积3000平方，能同时对9台车辆开展维修服务。建有独立的油漆车间。调试坪占地面积2000平方。备件库占地面积800平方米，备件库存200万。 　　活动现场，湖南衡阳西湖吊装公司副总经理黎海平和在场客户分享了他更换9个劣质主泵的故事，并告诫大家：正品配件对于设备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所在。同时，他还强调，要严格按照起重机使用说明书对车辆进行全方位的保养，如，定期更换机油、齿轮油、滤芯，定期过滤和更换液压油等；在车辆出现问题时，一定要请中联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查和处理，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北京蓝皮书：2013年北京房价稳中有升概率较大

2013)》《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2～2013)》。 　　其中《北京经济发展报告(2012～2013)》中对2013年北京商品房市场进行了展望。报告指出，商品房价格的短期走势主要取决于一定时期内商品房的供求关系、土地和建造成本以及货币供应情况，而商品房供求关系又受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这些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交织在一起，使得对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走势判断显得异常复杂。 　　宏观经济方面，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均呈现加快增长态势，工业用电需求也明显回升，中国经济在第四季度有恢复增长的明确迹象。同时，北京经济增速在第四季度有望回升，全年GDP实际增长率有望达到7.8%。经济增长速度回升意味着国民收入恢复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对新增住房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房价的上涨。 　　土地成本方面，土地购置面积的大幅下滑所带来的地价上涨使得商品住房的成本上升，对商品房均价上涨有助推作用。 　　调控政策方面，国家和北京市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的决心虽然并未改变，但调控政策所要抑制的投机性需求已经减少，调控政策继续加码的可能性较小。近期房价上涨更多的可能是由于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释放，而这些需求难以通过调控政策来加以抑制。 　　政策性住房方面，北京加大了对政策性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力度，这的确可以分流一部分市场刚性需求，可以对商品房价上涨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政策性住房难以在短期内满足市场刚性需求，并且政策性住房存在后续资金难以到位、寻租现象频发、房屋质量不达标、住房分配不公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因此其对于商品房价的抑制作用会大打折扣。 　　货币政策方面，2012年以来，北京市物价上涨大幅减缓，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减弱，货币紧缩不再成为主基调。相反，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担忧可能使得货币政策更加倾向于适度放松和微调，这也有利于商品房价格的上涨。 　　报告指出，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只要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发生大的变化，只要政府在住宅用地的供应制度方面没有大的根本性改变，只要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不发生大的转向，只要货币政策导向不发生大的转变，2013年北京商品房价格稳中有升的趋势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完)   来自：人民网

三城欲进首都圈 京津冀十年“折腾”之路

015年合作框架协议》已是第四个京冀的合作协议。 　　三地的关系中，北京和天津常被誉为“蛋黄”，而河北则为“蛋清”。多年来，河北省试图突破“双黄蛋”的想象，与京津共同打造京津冀一体化的“蛋糕”。但自2003年的“廊坊共识”以来，京津冀一体化依然在行政体制的怪圈中打转，难有真正推进。 　　首都圈扩容“宫心计” 　　北京大学中国区域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曾形容京津冀区域发展规划是中国最难协调的区域规划之一。仅从这一地区区域规划的名称变化和区域范围的增减来看，就足见其背后的利益博弈之激烈。 　　据中央财经大学戴宏伟教授介绍，“首都圈”概念早在1982年就出现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当时的“首都圈”由两个圈层组成：内圈是北京、天津两市和河北省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三市；外圈则包括承德、张家口、保定和沧州。 　　1996年，《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提及“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它的范围是“2+7”模式，即以京津为核心，包括河北省的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和沧州7个市，面积共16.8万平方公里。 　　五年之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主持了“大北京”规划。这通常被认为是京津冀一体化合作的开始。随后，有关一体化的“廊坊共识”达成。“大北京”与“首都圈”的不同在于，前者将范围扩大为京津两地和河北省全省。 　　2004年11月，《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开始编制，按照最初的设想，这一规划的范围为“2+8”模式，即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石家庄、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张家口和承德8地市。 　　不过，这一范围很快遭到河北省的反对，河北方面不希望南部的衡水、邢台和邯郸三市在这一都市圈的范围之外。在河北的强烈建议下，衡水、邢台和邯郸三市被一并划入，河北省作为一个整体，与京津一起进入京津冀都市圈规划。 　　杨开忠透露，这一规划的草案来来回回修改了很多次。除了范围还有三地的定位问题。于是，在难以达成协调的情况下，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最终被拆分为首都经济圈、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以及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等。 　　2011年，以北京为核心的首都经济圈的再次提出，重新引发了范围的争夺。天津方面并不希望被纳入到首都经济圈，天津有自己的国家级新区——滨海新区。因此，在首都经济圈的范围中，天津只是将北部的宝坻区、武清区和蓟县纳入其中。 　　而河北省则希望更多的城市能被纳入，比如此前的“1+6+3”模式（即北京+河北的张家口市、承德市、保定市、廊坊市、唐山市、秦皇岛市+天津北部的宝坻区、武清区、蓟县）改为“1+9+3”模式，争取将石家庄、衡水和沧州纳入规划布局。 　　邯郸、邢台等进入了中原经济区规划，沧州已纳入河北沿海区域规划，河北只有石家庄、衡水未能进入相关规划。为防止被孤立，在这一次与北京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双方承诺将争取将两市纳入首都经济圈。除了河北省，内蒙古也在力争将赤峰、乌兰察布两市纳入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 　　环首都红利遭“透支” 　　此前，河北省已经为自己划了一个圈。2010年，北京市和河北省签署了《北京市、河北省合作框架协议》。就在合作框架协议签署三个月后，河北省圈定了涿州市、涞水县等13个县(市)区（后来增加为14个）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 　　很快，河北省上下为此概念而兴奋不已。不过，北京方面对此颇为冷淡。半年之后，河北省方面也开始冷却这一概念，不在媒体上重点提及。据称，冷却源自对北京周边的河北区县房价飙升的担忧——北京需要转移产业和人口，但周边房价的飙升并无益于这种转移。 　　在首都经济圈规划正式提出之前，万科、五矿和合生等众多房地产企业已闻风而动，纷纷进驻香河、燕郊和廊坊等环首都绿色经济圈的地区。环北京的河北十几个区县很快就迎来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随之而来的就是房价飙升。 　　不过，环首都的红利也很快遭遇“透支”。三年来，北京与河北的对接在政策上“光有雷声未见雨点”，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概念的炒作已难以支撑被提前“透支”的市场。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最终演变成了“只见房产，未见产业”的“地产泡沫圈”。 　　“圈内”的区县并未因此概念而在经济上有起色。河北省日前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1-2月，全省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各县(市、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的只有安次、涿鹿、三河、涿州和香河5县(市、区)。 　　涿州市委书记王舟坦言，对接首都经济圈、承接产业转移，用地指标是目前制约项目落地的最大瓶颈。另一方面，天津作为国务院定义的“北方经济中心”在承接北京的产业转移中优势明显大于河北省，以互联网业为例，天津已然成为互联网的“陪都”。 　　当环首都经济圈概念出炉之时，河北方面曾提出要构筑环首都新型城市群，以三河、香河和大厂为基础，建设京东新城；以涿州市为基础，建设京南新城；以怀来县、涿鹿县为基础，建设京北新城。这些地方也正拉大城市框架，但已有人开始担心“鬼城”的出现。 　　与前几次一样，每一次京津冀签署区域合作协议，都是一轮京津冀一体化或首都圈概念的热炒。每一次的协议内容也几乎大同小异。但河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陈璐更愿意积极看待这些协议，“这一次的协议更加具体了。” 　　在陈璐看来，与以前签订的框架协议更强调方向相比，这一次的协议强调了具体事项，点出了具体的企业和项目。“协议很详细，将合作内容摆上了桌面。”还有一个亮点是，京冀双方将共同争取国家在京冀交汇处探索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 　　河北省《燕赵都市报》等当地媒体据此认为，这意味着首都经济圈将进入双方实质推进阶段。 　　十年行政怪圈难逃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时任河北省发改委主任的刘学库在分组讨论时，用了将近一半的时间来谈首都经济圈的问题，态度相当积极。他期待“蛋清”和“蛋黄”能早日融合，让此“蛋糕”成为中国第三增长极。 　　天津市发改委主任张志强则认为，将天津这个北方经济中心放一边去做首都经济圈，“有点乱”。在他看来，在首都经济圈里，天津只不过是擦了个边。他认为，首都经济圈的规划编制应该放在京津冀地区之下考量。 　　首都经济圈规划提了很久，合作推进却一直较慢。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认为，这是地方GDP考核在作怪。“京津冀三地政府，都想得到合作中的利益。”肖金成说。这也是当初京津冀都市圈规划草案中三地定位难以协调的原因。 　　肖金成表示，首都经济圈规划中有很多关于资源、环境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和规划，但最吸引北京周边河北区县的却是通轻轨、通010号码和通公交这些最直接的利益。刘学库当时表示，河北不能只做首都的“菜篮子”“后花园”，也需要发展产业。 　　京津冀地区已呈现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巡视员张建国曾表示，河北省的发展不仅仅停留在传统产业基础之上，河北在太阳能、新材料等领域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天津则希望北京应该将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项目都让给天津。 　　不过，河北开始让步。此番与北京签署协议时，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就表示，河北在发展中要坚持“三不”，即不违背首都经济圈的规划，不上影响首都生态环境的项目，不增加首都城市功能疏解的压力，希望成为北京的“大屏障”“后勤部”和“护城河”。 　　但区域间的合作显然不是妥协就能实现，体制性的制约因素如何消除才是关键，否则隔两三年就签署一次的合作协议只会是“纸上谈兵”。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区域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施祖磷表示，区域之间的协调往往存在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种体制障碍必须解决，因此，很有必要在国务院层面设立一个协调机构。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

中国拟再造十大城市群 多地争抢指标

陕西、甘肃等多地已经开始争抢这一指标，但在《规划》出台之前，谁入围国家级还有不少变数。 　　再造10个城市群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10个城市群，分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关中、川渝城市群。他们当中东部地区5个、东北地区1个、中部地区2个、西部地区2个。 　　“我国城镇化水平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东部一些地区人口资源矛盾加剧，而中西部许多地区的潜力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城市群数量不足与质量不高并存。”接近政策制定的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 　　据该人士称，《规划》涉及全国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具体的目标是，到2020年，17个城市群占据43.3%的全国城镇建设用地，集中48.7%的城镇人口。 　　据悉，由发改委牵头编制的《规划》内容可能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比较接近，都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的“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 　　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国将把城市群发展作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龙头，发挥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国土空间均衡开发的重要作用。 　　上述知情人士称，按照既定目标，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将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在更高层次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另外再打造哈长、呼包鄂榆、太原、宁夏沿黄、江淮、北部湾、黔中、滇中、兰西、乌昌石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 　　显然，新增的城市群绝大多数地处中西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此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也曾表示，未来新型城镇化将延续西部大开发中重视点、线、面的结合思路，主要通过中心城市发展带动所在区域发展。 　　多地争抢指标 　　日前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根据正在制定的城镇化规划，国家级城市群会增加2个，这2个城市群是中部的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和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加上已有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国家级城市群，未来国家级城市群或将达到5个。 　　上述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说，重量级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打造更多、更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 　　而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部地区出现国家级城市群可能性较大，因为“十二五”规划列出的10个区域性城市群中，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涵盖了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鄱阳湖城市群。 　　本报记者了解到，去年国家相关部门赴湖北等地做城镇化方面的调研，初步提出了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升级为国家城市群的构想，并且有望将安徽的皖江城市群纳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当中。 　　除了长江中游、成渝两地，东北、广西、青海、陕西、甘肃等地也纷纷提出打造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口号，争抢国家级城市群这一难得的“指标”。 　　青海发改委近日称，《青海省城镇化发展规划》已完成报审稿，并争取将兰州-西宁城市群确定为国家级城市群，并补充纳入到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中。 　　另外，《陕西省“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规划》也提出，到“十二五”末(2015年)，力争使神木、府谷、靖边等20个县撤县设市或设区。 　　据悉，目前江西省也在做一个行政区划调整方面的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撤县建市、建区，以及类似“三分巢湖”之类的区划调整。 　　记者从上述知情人士处获悉，目前在国家城镇化规划制定过程中，多个省份都把规划出台前当做难得的大好机会，希望本省份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纳入城市群规划，而已纳入城市群规划的一些地区还希望晋升为国家级城市群，出现多地竞逐城市群指标的现象也就难免了。 　　不过，《规划》出台前还存在不少变数。“国家级城市群现在有3个，再增加的可能性很大，或许会倾向于中西部地区，毕竟现在都处在东部，但方案还没有最终确定。”上述知情人士称。   来自：中国建筑新闻网